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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辯證關系中把握內在規律和發展趨勢——

中共黨史研究中的辯證法則

周良書

2024年08月12日08:26    來源:北京日報

原標題:中共黨史研究中的辯證法則

 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不僅要堅持唯物史觀,更要遵守辯證法則,因為前者只不過是后者在“社會方面的應用”。辯證法則的核心和實質是對立統一規律。研究中共黨史,就要堅持從一些辯證關系中把握其內在規律和發展趨勢。

  “必然”和“偶然”:只有通過偶然性,才能認識到必然性

  一般說來,歷史事件總以偶然性的面目出現,我們還不能說哪一個事件是必然的?梢苑Q其為必然性的只是它的趨勢,至于樣態、影響及時空的選擇則全是偶然的。因此,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首先就要看到這種偶然性。只有這樣,我們才能拋棄“想當然”的念頭,才能把目光轉向各類具體事件上來,并對它們展開復雜的個性化分析。我們的工作就是,在這種個性化分析中,揭示歷史為什么選擇這樣的偶然,而不是其他的偶然;然后透過這個偶然來認識它的必然,使人的活動更符合于客觀規律。

  關于這一辯證法則,恩格斯有過一個很好的概括,他說:歷史上的各種偶然現象和表面的偶然現象,使歷史的發展呈現為一條曲線,偶然因素越多,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。但是,偶然性之中存在著必然性,這是曲線的“中軸線”,“它構成一條貫穿于始終的、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紅線”。這個“紅線”就是歷史的必然性。它總是潛藏在偶然性之中,并由某個或某些偶然性表現出來。因此只有通過偶然性,才能認識到必然性。人們常說,無巧不成書。這個“巧”其實就是偶然性,我們寫書時應當關注它。

  “普遍”和“特殊”:關鍵在于共性和個性兩者間的關聯和互動

  堅持“普遍”與“特殊”相統一,關鍵在于共性和個性兩者間的關聯和互動,而不在其非此即彼。因此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我們追求的應當既不是單純的普遍主義,也不是單純的特殊主義,而是兩者間的相互關聯。毛澤東說:“沒有黨員的個性,哪里有黨性?黨性是共同的性質、普遍的性質,全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性質!薄罢l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。抹煞各種差別,結果就會取消統一,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!边@對黨史研究也有啟發意義。

  這一辯證法體現的是歷史認識的兩種不同路徑,即從認識個別到認識一般,再從認識一般到認識個別,前者是歸納法,后者是演繹法。它們是同一認識過程中兩個既互相對立,又互相依存的思維方法。歸納是演繹的基礎,演繹是歸納的前導。但二者都有其局限性。歸納法的實質就是由個性到共性的分析推理過程,但它只適用于已發生或出現的事實,卻不能預見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情況。演繹法的實質就是由共性到個性的分析推理過程,但共性不能完全包含個性,一般也不能包括全部個別,所以它不可能揭示個別的多方面的屬性。

  “動態”和“靜態”:在“靜態”中把握黨史發展的“過程性”,在“動態”中把握黨史發展的“階段性”

 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要把靜態分析和動態考察統一起來,在“靜態”中把握黨史發展的“過程性”,在“動態”中把握黨史發展的“階段性”。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是一個過程,而這個過程又是由無數個片段構成的。錢穆說:“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。沒有變,不成為歷史!边@是很有道理的。因此,觀察黨的歷史,還是要從它的變化處入手,這樣就能看出一個又一個“階段性”來。

  這里最為重要的是兩個方面:一是看它的始末緣由。也就是說,不僅要觀察它的出發點,而且還要觀察它的落腳點。只有這樣,才能體會中共由一個50多人的小團體,發展成擁有近1億黨員、領導14億多人口大國、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的大變化。二是看它的跌宕起伏。也就是說,要看它于高潮時能否清醒,在低潮時能否堅守。就如毛澤東一樣,在勝利的時候,他會說:“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”,并要求全黨保持“兩個務必”的狀態;在失敗的時候,他能作出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的判斷。只有這樣,才能把握中共在挫折中成長、在戰勝困難中不斷走向成功的大關鍵。

  “歷史”和“邏輯”:單純強調“論從史出”或“以論帶史”均不可取

 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首先就要防止在“邏輯”和“歷史”之間產生“時間倒錯”的問題!敖浀渥骷摇辈皇恰吧袢恕,他們的著作也不可能是“神話”。既不能過分迷信“經典作家”,也不能人為“拔高”他們的著述。事實上,歷史只能提出條件已經成熟的問題,同樣地歷史也只能解決條件已經成熟的問題。我們只有歷史地看待那些“經典”,才有可能將學術研究置于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。此外,還要防止超越歷史條件,發生厚今薄古,或者厚古薄今的問題。

 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堅持這一辯證法則,實際上就是要做到“史”與“論”的統一。單純強調“論從史出”或“以論帶史”均不可取,只有“史論結合”才能揭示出中共歷史發展的本質特征。

  這一法則體現的是歷史認識的兩種不同方法:一個是歷史的方法,一個是邏輯的方法。從根本上來說,這二者是辯證統一關系,但在具體研究中是可以有所側重的。比如,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中所作的研究,就是以邏輯的方法為主,然后輔之以歷史的方法,但馬克思晚年對人類學的研究,則主要采用的是歷史的方法,而以邏輯的方法作為補充,因為他更希望從歷史的源頭上來把握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。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這些都是可以學習和借鑒的。

  “可能”和“現實”:如果沒有窮盡一切可能性,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現實性

  歷史研究大多關注現實性——歷史事實,而很少把目光投向既成事實之外的一切可能性。事實上,在歷史研究中,如果沒有窮盡一切的可能性,我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現實性。不了解它的潛能,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它的實現。并且,歷史的可能也永遠不止于一種,否則它的發展就只有必然性而沒有偶然性了。

 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堅持這一辯證法則,首先就要關注可能性轉化的主客觀條件。在許多場合,從客觀方面說,某種可能性雖有極高的實現幾率,但若歷史主體未能把握、利用這種可能性,也很難使之變成現實性。其次,還要分析實現可能性的真理性和價值性。實現可能性大的,未必就是價值性高的;反之亦然。

  這一辯證法則是對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的補充和完善。因為后者對歷史的分析,更側重于對“歷史事實”的平面描述,更關注于研究客觀的“既定歷史”,這很容易讓人產生“現實如此”,“歷史必然如此”的觀念。此外,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,更注重對“單線歷史”的規律描述,而將可能性和偶然性一概排除在外,這也容易讓人篤信歷史“線性進化”規律,并囿于它的安排而無所作為。事實上,在歷史當中,總是有一些可能性實現了,而另一些可能性被打消。對此,人們習慣的處理方式是:實現的,那就是歷史;打消的,就不能在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如果真是這樣的話,歷史成為我們無法觸及的過去不說,支撐歷史前進的人類理性的力量也要從此大打折扣。

  “現象”和“本質”:要透過現象,尤其是要破除假象,才能看到本質

  現象和本質是反映事物存在的兩個范疇,F象是本質的表現形式,本質通過現象而存在。本質從整體上規定事物的性質及其發展方向,而現象則是從各個不同側面來表現本質。馬克思說:“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,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!笨茖W的認識,就在于“從現象到本質、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”,以揭示客觀現實的演化過程及其發展法則。

 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堅持這一辯證法則,就是要從認識現象入手,加以分析研究。但歷史現象又雜亂無章,其中有些是非根本的、偶然的,有些是根本的、必然的,所以還應把偶然的和必然的區別開來,把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區別開來。只有這樣,才有可能找到歷史中最本質的東西,看到決定歷史發展的主要潮流。

  這里面有個例外,就是假象的存在。比如,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就是一個例證。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,鄧小平先以否定方式,破除關于社會主義的各種假象,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、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,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、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,然后再以肯定方式回答:社會主義的本質,是解放生產力,發展生產力,消滅剝削,消除兩極分化,最終達到共同富裕。由此可見,事物的本質是不能直接認識到的。我們要透過現象,尤其是要破除假象,才能看到本質。

  “整體”和“部分”:既要注意“各個部分的分解”,又要把握“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”

 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,堅持這一辯證法則,實際上就是要做到“碎”與“通”的統一。一方面,“非碎無以立通”。在實際研究中,有時小細節卻可能引發大變化,因為“小事似無關系,然大事實合小事而成。一節模糊,則全體皆誤”。再進一步說,我們分析問題可依據的材料,也不過是當時所遺存的一小部分,但我們卻只能憑借這些“殘余斷片”,去窺測歷史的全部內容。另一方面,“非通無以全碎”。治學要以通識為上,把細節置于整體中。但若是專說細碎,必失其宏綱,那樣細碎還是細碎,終不能完全其意義。這表明在整體上發現細微末節的重要性。

  在認識論上,這一法則含有兩種不同方法:一個是分析的方法,一個是綜合的方法。前者是把研究對象分解為若干部分,對它們分別加以研究,從而認識事物的各個方面;后者則是把不同部分按其客觀的次序、結構組成一個整體,從而達到對事物整體的認識。這是兩種相反的思維方法,但它們又是相互聯系、相互轉化、相互促進的。列寧還把二者的結合列為唯物辯證法的要素之一,說明既要注意“各個部分的分解”,又要把握“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”。

  另外,還要把握“原因”和“結果”這一辯證法則,既考察產生結果的一切原因,又考察原因所能造成的一切結果。(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)

(責編:劉圓圓、萬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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